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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的表率
2006-11-28 来源:丁伟志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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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博999晚年思想述论

 

    丁伟志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原则,现今已为举国上下公认作处世处事的正确态度。但是,要想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则,需要破除种种流行定见与常规的束缚,乃至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二则,还得破除自己原本见解的拘禁,不停顿地实现自我超越。无论是冒外在舆论指摘的风险,还是公开做出自我否定的反省,当然都得有些无所畏惧的勇气才行。

难能可贵的是,澳博999同志在他的晚年(即大体上75岁以后的七、八年间)焕发出解放思想的朝气、探索真理的精神。他在《八十初度》里所说:“天命难知频破惑,尘凡多变敢求真。”正是对自己晚年精神境界的生动写真。人到暮年,不因成就所累而坐享安逸,不顾疾病困扰而变得消沉,依旧意气风发,随着时代变化的步伐孜孜以求地追求真理,自觉地不停顿地破解人们认识上和自己认识上的各种困惑,这种精神怎能不令人敬重与钦佩。一向温和谨慎的澳博999,在晚年以无畏的独立思考的精神,发表了许多探讨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的重要论文,为社会科学界和理论界树立了一个解放思想、探索真理的范式。

在澳博999同志逝世周年之际,谨就他晚年思想的若干精粹之处,在这里做些简要介绍,同时顺便略微说说个人的学习体会。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

 

澳博999从少年时期接受理论启蒙起,终生对马克思主义矢志不渝。因此他晚年的思想解放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的,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解放。假如以为他晚年的思想解放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那实在是天大的误会。

如果说澳博999晚年思想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应当说,最突出的特点,一是关注中国社会现实的新变化,二是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当然这二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相应相通的。澳博999历来厌弃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死教义的教条主义,力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的理论武器。他在晚年,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认识愈加清醒,愈加自觉,所以他才高高举起了“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这面反教条主义的大旗。

任何对社会实践活动能够起指导作用的理论,都得是随着环境的不同、时代的变迁而发展,绝不能是只供人们把玩的古董、背诵的经文。这是常识中事。澳博999十七八岁,刚刚接触理论的时候,就明白了这个道理。他说,会读书的人对于一般理论,“一定能够根据此时此地的特殊环境来活泼地运用这些理论”。又说:“我们不能再停留在肤浅的知识和公式主义上面了。我们要配合着实践的需要,深入地研究一切方面的理论,我们还要跟踪人类的知识和思想在历史上发展的经过,特别要注意过去的人类在为求解放的事业中间怎样拿知识做自己的武器。”(《为什么要读书》,《童稚集》,174177)他强调理论要活泼运用、不断发展的必要,就是因为有些人偏偏硬要把某种理论、学说当成万古不易的教条。“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那样强调反对“尊孔读经”,其主流并非把儒家的经籍看得全无价值,而是因为一些顽固守旧的人硬要把那些经文说成是永恒有效、万世不易的法旨,死不承认两千年后它已经变得有许多不合时宜之处,死不承认它包含着许多在两千年后看来是错误的行为标准、错误的价值规范,硬要人们在现代生活中处世处事完全遵循两千多年前的这些经义的规定。把两千多年前的某种学说,变成束缚两千年后人们的手脚的镣铐,变成妨碍社会进步的桎梏,不反一反能行吗?

    如今之所以要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也正是因为有人极力反对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早在20世纪80年代,澳博999在一次会上就批评过有些人常用的这样一种论证方式:“我的说法和马克思主义书上的说法一样,所以是正确的;你的说法和马克思主义书上的说法不一样,所以是错误的。”澳博999说,“这种论证方式以后最好少用,因为这并不足以说明白正确之所以正确、错误之所以错误”。为什么不能仅仅以马克思主义创始者说过还是没有说过,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呢?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不停顿地发展着的。

    澳博999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发展的理论,这是由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特性所决定的。他说,既然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它的一切理论观点都以事实为最后依据”,“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就“决定了它可能而且必然要求随着实际生活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132)因此要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地坚持马克思主义。采取本本主义的态度,绝对不能算是在真正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有人说,“不能借口发展马克思主义,来否定坚持马克思主义”。设若有这种倾向,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但是,值得引起特别重视的是另外一种错误倾向,即“借口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是确实存在的。这是一种严重干扰我们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错误倾向。澳博999在论述邓小平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贡献时,着重论述了邓小平是如何以巨大的理论勇气,突破教条主义的框框,从而才取得这样伟大的成果。澳博999写道:“我们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不能拘泥于书本上的公式。这看来是很明显的道理,但切实掌握这一点,是重大的突破。”(《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115)邓小平正是这样做的,他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观点,“正如同毛泽东当年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一样,会被教条主义者视为奇谈,看作离经叛道。邓强调,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必须加以发展”。邓小平说:“过去我们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书本里是没有的。现在我们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里有继承的部分,有发展的部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才是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117)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说,它所包括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当然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然而已为中国建设的实践所证明,这不仅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恰恰相反,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是对社会主义学说的重大发展。正像澳博999所说,这样的伟大成就,如果不是解放思想、突破框框,如果没有大无畏的首创精神,如果没有“巨大的理论勇气”,那显然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

    澳博999从80年代起,多次论述过“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剖析过“教条主义式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危害。仔细阅读澳博999对于这个问题的有关论述,可以发现,他反对教条主义、提倡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见解,是着重阐述了相互联系着的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必须与具体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二是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样两重含义原本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澳博999关于这两重含义的论述,通常也都是放在一起讲的,不过他的论述会因时因事而侧重有所不同。比如,他在1983年所写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一文,所取的角度,就是着重论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必须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批判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教条主义化的错误。他以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范例,证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绝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当作公式到处生搬硬套,而是应该独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寻找适合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进一步,澳博999接着论述了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原本极富创造精神的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时,却信服关于社会主义的抽象的观念和公式,并且力求在中国按这些观念和公式建设社会主义,却没有研究明白中国现实的真正国情,结果造成了重大偏差,使得中国的建设事业走了弯路,蒙受了重大损失。邓小平的功劳正在于接受了这样的教训,不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书本上关于社会主义的一般公式,而是从中国现实的具体国情出发,果断地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寻找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靠着这样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果敢地突破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框框,以自己独创的经济建设的实践活动,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空前困难的时期里,谱写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巨大成功的新篇章。事实雄辩地证明,惟有告别“本本主义”,创造性地发现和运用与具体情况相符合的马克思主义,即从实际出发发展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有效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按照“本本”上载了的一般原理去干民主革命,注定会葬送民主革命。按照“本本”上载了的抽象定义去建设社会主义,同样注定会葬送社会主义。

    到了1994年底,澳博999写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一文,固然立论也是在于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不受“本本”的拘束,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但是,其阐述的侧重点,则放到了论证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实际生活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有相应的变化发展这个问题上。他在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价值之后,明确地对这篇论文的主题做了如下精辟的说明: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必须不断地以人类社会的新的经验和新的认识来充实和丰富它的内容,否则它就成为僵死的教条。

    因此,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局限于马克思(加上恩格斯,或者再加上他们的伟大后继者列宁)说过的东西,不能仅仅以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说过什么没有说过什么,来判断什么是、什么不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死于1883年。恩格斯死于1895年。从十九世纪末叶到现在,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人类的社会历史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发展。这些变化和发展的具体形态和进程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所不可能预料得到的,他们也没有试图去预料。在二十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略微回顾一下这些发展和变化,可能就会感到马克思主义已有的发展还不能和现实生活相适应,因而感到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每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应该担负起的责任。(《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第133)

    接着,澳博999便分别就20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百年历史实践这两个方面带来的巨大影响,分析了在现代条件下必须承担起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一重要历史使命。他指出,必须汲取20世纪科学技术发展的文明成果,尤其是近几十年迅猛发展的成果,来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技术在20世纪的大发展,对于资本主义如何进入社会主义,以及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大问题,造成怎样的巨大影响,更是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面对、必须做出科学分析的迫切课题。

    关于20世纪社会主义的经历,澳博999着重分析了两种历史现象,一是社会主义没有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里诞生,反而在资本主义欠发达的国家里诞生了的事例;二是社会主义在苏联等国“既唱了凯歌,又唱了挽歌”的事例。他指出,20世纪前期,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矛盾的激化,证实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无法解决其内在矛盾所做的分析是科学的,但与此同时,出乎马恩预料的是,社会主义并没有首先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里诞生,而且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却一直支撑了下来,“社会生产力的猛烈发展,并没有加速资产阶级社会大厦的倒塌,倒是似乎为资产阶级统治者提供了修补这座大厦的材料”。这样的历史新现象,以及相应产生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究竟会采取何种形式诞生,都有待于人们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进行新的理论探索。像过去所作的“或者战争引起革命,或者革命制止战争”的预言,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没有现实性。“或者和平过渡,或者武装斗争”,这样的两分法,也显得过于简单了。至于在欠发达或不发达的国家中,“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如何建立成熟的社会主义制度一事,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它当然更不是前一世纪的人所能预先设计好的,无疑是要依靠现代新的实践和新的理论来解决的。(《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第133139)

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原本在马恩的著作中就没有现成答案的,“建设新社会的科学必须靠新的经验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瓦解,证明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还远未成熟。澳博999强调,不应回避,而是勇敢地“摆脱妨碍人们实事求是的种种思想桎梏”,总结已有的经验。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澳博999在议论总结社会主义在20世纪里的历史经验时,突出强调了重视总结“失败经验”的意义。他写道:“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可推卸的一个重大责任,就是要总结本世纪(按,指20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特别是失败的经验,用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第141)不讳疾忌医,不自欺欺人,正视并重视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失败经验的总结,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回顾20世纪的历史、探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时,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失败是成功之母”的深义,当在这里显现出来。

 

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

 

    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惟一中心,认定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这是邓小平奠定改革开放路线的基石。可是这个完全正确的观点,却被一些站在“左”的立场上的人攻击为“庸俗生产力论”。澳博999晚年倾注心力精辟地阐释了邓小平的这一重要思想,令人惊讶的是,如今竟然有人又老调重弹,把澳博999所做的这些论述,再次斥之为“庸俗生产力论”。这实在是引人深思的事。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分歧?1992年澳博999写过一篇《关于防“左”》的文章,那篇文章大致可以揭开我们心中之谜。文章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说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只能有经济建设这一个中心。必须维护这一个中心,而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冲击这个中心。也不能说有两个中心:一个是经济建设,一个是阶级斗争。他强调说,“两个中心,两大任务的提法,实际上有个危险,就是把阶级斗争摆到不适当的位置,冲击基本路线,冲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样只会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把经济建设丢开,结果就会一步步滑到‘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灾难中去。”〔《关于防“左”》,《澳博999文集(19791994),131页〕澳博999绝不是在危言耸听,如果再把阶级斗争当成中心任务,或中心任务之一,自然必定会破坏进行经济建设的正常秩序。

    充分论证在中国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何以尤需坚定地以经济建设为惟一的中心,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是不待言的。澳博999晚年为此做了大量的独到的分析,尤其是深入地阐释了邓小平“把生产力放在首位”的这一重要论点。

    澳博999论证说,把生产力放在首位的观点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既然是谋求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那么就不但要有公有制,而且只有通过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才能达到。正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和一切形式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区别,就是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上。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相反地,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必须建立在高度发展的、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生产力基础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从生产力的发展上体现出来。”(《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107109)把这样的基本要求,放到经济原本很落后、社会大生产非常不发达的中国,所遇到的问题就更形复杂,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就更形艰巨。事实已经证明,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是无须照样走一遍资本主义社会的全过程,但是不能不注意到,正像马克思所论述的那样,“如果不能保证社会生产力极高度的发展,不能享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其中显然首先包括现代生产力,那么就谈不到越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第139)这就是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经济落后的特殊国情的实际出发,但是这不仅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或轻视发展生产力,恰恰相反,而是更要加倍地致力于发展生产力,从根本上改变国民经济落后的状况。正因如此,邓小平才特别强调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第122)

    探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特别是从理论的高度总结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失误的教训,是澳博999晚年着意研究的重点。为什么他要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这个方面呢?无疑是他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充分地把这个问题加以科学的分析,那才能解释清楚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重点转移”,实行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拨乱反正的必要性、合理性及其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所具有的伟大历史意义。况且,在这个方面,至今也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也有许多认识上的混乱有待于从理论上加以澄清。正是有鉴于此,澳博999才在充分肯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人民共和国的创建者,在建设上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所犯的空想性质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坦诚而深入的剖析,揭示了这种脱离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左”倾错误认识上的根源。

    澳博999提出的最为引起舆论界重视的,就是关于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所犯的民粹主义错误的评论。澳博999的这一论点,颇具震撼力,许多人都觉得闻所未闻。把它仅仅当成是对毛泽东个人的一种批评,那完全是误解。其实,应当说,它无非是前一时期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所犯的“左”倾错误进行清理的继续和深化。

    邓小平对于我国在建设问题上所犯的“左”倾错误,反复地做过精辟的剖析。他明确指出,这种错误就是不顾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的国情,通过政治的方法硬行改变生产关系,改变所有制,实行“穷过渡”,以为这样就能够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特别揭示了实行这种“贫穷的社会主义”给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的危害,它不仅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严重妨碍了经济建设的进程。他认为,正是因为“左”倾错误造成了严重恶果,所以才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他用尖锐质问的口气说道:“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参见《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第121)邓小平的提示太有力量了。这样长时期里存在的严重“左”倾错误,是不应忽视、不能回避的;否则,就弄不清楚我们现在何以必须进行改革,以及怎样进行改革。深入剖析这种“左”倾错误的实质及其认识上的根源,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澳博999晚年坚持不懈地、步步深入地致力于剖析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左”倾错误的认识上的根源。他认为,试图在经济发展程度很低的状况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设想大约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来自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均平思想。这种均平主义,尽管在历史上某些反抗剥削与压迫的斗争中起过进步作用,但是它不求发展经济、只图在贫困的水平上保持平均,这当然是一种妨害社会进步的、从而也无法持久的办法。“贫穷社会主义”更加直接的另一思想来源是空想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除了主张在自给自足的小生产的基础上,实行分配上的均平之外,还主张废除私有财产,实行公有制。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看来,这种绕过资本主义的社会大生产,在水平低下的小生产基础上实行的公有制,就是最纯洁最完美的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这种主张,当然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社会主义”,强行推行它只会造成妨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后果。我们一度极力推行、甚至是十分崇拜的“贫穷的社会主义”,与上述两种主张显然有着很深的思想上的联系。胡乔木曾经专门著文分析我们经济建设上存在的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错误,就是针对这种倾向所作。澳博999对于这种倾向的剖析就更加深入、细致和透彻了。

    举国都公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建立在饱受战争摧残、经济凋敝的基地上。经济落后、生产力水平很低,这是当年中国的基本国情。这种贫穷的状况,究竟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实行社会主义建设?在这样的国情中,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途径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首要课题。澳博999在晚年花很大的力气分析了在这个问题上决策层认识上的,以及措施上的错误。他反复论证了“一穷二白,可以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这个判断的错误。他指出,中国的底子薄,工业基础非常弱小,农业生产的水平很低,科学技术大大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资本主义很不发达,社会大生产在国民经济中根本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不认识这样贫穷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还是国民经济主体的状况,给建设社会主义带来了众多方面的巨大困难,反而以为这种贫穷落后的状态会使得建设起社会主义来会更加方便更加有利,这当然完全是一厢情愿的空想。正如薄一波在他所著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以下略称《回顾》)中所说:“把‘一穷二白’看成是我国优点的片面观点,也为低估我国根本改变落后面貌的艰巨性起了一定的作用。”(见该书,第720)澳博999指出,“以为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就可以自由挥洒,画出社会主义最新最美的图画,这种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114)正是这种“一穷二白”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错误认识,导致了对于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困难程度认识的不足,导致了对于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的忽略或忽视。

    澳博999实事求是地说明,毛泽东的原意也并不是不想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他甚至还不满意苏联的建设进度,而是非常想更加“多快好省”地把中国经济搞上去。可是所找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途径却错了。他误以为只要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就会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广阔的余地,就必定会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当年毛泽东等领导人,错误地认为在贫穷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完全可以把社会主义建设起来,甚至是可以更加轻而易举地把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他们想到的办法就是凭借政权的力量,来改变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这实际上就是要实行“穷过渡”。“一穷二白”正是“穷过渡”的辩护辞,既然“穷”不仅不妨碍向社会主义过渡,反而有利于过渡,当然就要赶快“趁穷过渡”,于是乎便不断提高公有制的程度、扩大公有制的规模,在农村中硬行建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否定“物质利益原则”,甚至一度还试图在职工和公务人员中取消工资制,改行供给制。历史证明脱离开中国贫穷落后的实际,施行这些“穷过渡”的办法,根本无法把中国的经济发展起来,更不可能建立起稳定的繁荣的社会主义制度。事实证明,在小农、小手工业、小商品经济基础上,在缺乏社会大生产和相应的现代生产力水平的条件下,强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是不可能巩固得住的,而且这种看来似乎是先进的生产关系不但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变成了妨碍甚至是破坏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造成的经济严重困难的悲剧性后果,有力地证实了对“贫穷社会主义的崇拜”,是完全违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破坏性极大的有害做法。社会主义,只能是“共同富裕”,而绝不能是“共同贫穷”。

    澳博999指出,毛泽东关于如何实现生产力高速发展,采取的又一个错误办法是,照搬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用政治的办法,发动群众运动,来创造奇迹。结果却是由于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大哄大嗡起来的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带来的却不是生产力的大发展,而是使生产力遭受到严重破坏。这种主观主义的措施和追求“一大二公”的“穷过渡”、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相结合,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终于酿成一场全国范围内经济困难的严重灾害。薄一波在他的《回顾》中,对此也做过非常坦诚非常痛切的评论。

    邓小平正是总结了历史经验,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勇敢地提出了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的观点。澳博999高度评价邓小平的这一论断,指出这不是复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见解,而是用新的东西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它突破了几十年流行于国际和国内的一种错误观点。按照那种观点,社会主义公有制既然是先进的,它就应该是一成不变的,永远适合并永远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邓小平的观点破除了这种错误的论断,指明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能够促进生产关系的进步。如果脱离生产力的发展而按照抽象的标准来追求‘先进’的公有制,以为靠这就能发展生产力,那只会走上错误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第112)事实完全证明,“不能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去追求生产关系的先进,这种‘先进’的生产关系反而会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关于防“左”》,《澳博999文集(19791994)》,134页〕

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从生产力的发展上表现出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提出我国的经济体制要进行改革,就是因为此前我们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没有能够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众多方面“脱离生产力的发展而按照抽象的标准来追求‘先进’的公有制”。这样的经济体制,自然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反而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必须改革经济体制的根据。正因此邓小平才强调说:“改革也就是解放生产力”。

 

正确处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之所以会犯“左”倾错误,认识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解决好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正确认识和如何正确处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是澳博999晚年殚精竭虑进行研究的最主要的问题。

    早在20世纪80年代,澳博999已经从多种角度反复论证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他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仅仅当成人类走错了路造成的罪恶,而把社会主义仅仅当成人类善良的愿望,幻想绕过资本主义,在空地上或者在小生产的基地上,直接建成社会主义。他指出,社会主义不但是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结果,不但是取代资本主义的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同时它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产物,只有在社会大生产的基地上社会主义才得以建成。因此,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既是对立的关系,又是继承的关系。社会主义不能简单地排斥一切资本主义的东西,而是必须继承资本主义的文明遗产。中国过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虽然有些资本主义,但很不发达。我们从旧社会得到的“遗产”中,资本主义的内容太少了,这就造成了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遇到许多特殊的问题和特殊的困难。因此我们必须更加自觉地,以加倍的努力,把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有价值的现代文明成果,学习过来,接受过来,用来建设社会主义。澳博999晚年,把“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这一重要论点,做了更为周到、更为全面的分析,讲出了许多独到的精辟的见解。

    澳博999在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左”倾错误的特点时,一针见血地概括出这种“左”的倾向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条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另一条就是“怕资本主义”。这样互相联系、互相助长着的两种偏颇认识,以及据此所采取的极端措施,正是阻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健康发展的祸根。澳博999特别加意分析了在“大跃进”失败之后,以阶级斗争为纲,变本加厉地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他说,毛泽东本来是不满意苏联的做法,试图走一条中国自己的路,没想到选择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道路却失败了。可惜的是毛泽东对于这一错误,又做出了错误的总结。他没有认识到“大跃进”的失败是决策脱离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实际国情所造成的,反而认为“一切问题的发生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得不彻底,反对资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进行得不彻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仍然严重地存在着。因此,他认为,人们的任务就应该是不断地寻找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东西,并和它们进行斗争”。澳博999指出,毛泽东的这一想法,是违反客观事实的,在实践中造成了严重的祸害。这种用过去革命的办法来解放生产力,“只能说是开错了药方”。“按照这种指导思想,人们就把一切凡不带有公有制和国有制记号的东西,一切形式的个体所有制都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危险事物,把和社会主义观念稍有不合的思想都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在农村中割所谓‘资本主义尾巴’,在党内发现所谓‘走资派’,就是这些恶果的表现。”(《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123)这就不单要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用“比万里长城更厚实的墙壁绝对隔开”,而且还要把资本主义连同它的“尾巴”“立即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第154)以“左”纠“左”,结果就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文化大革命中还把这种错误的指导思想,用简单不过的口号“兴无灭资”加以概括。不难看出,后来在新时期里,一心要追究改革开放“姓社还是姓资”的观点,恰恰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兴无灭资”极左思想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延续。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判断是非的标准,只能是邓小平所说的,“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这道理很简捷易懂。这就是标准。澳博999说:“符合这个标准的,那么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的东西也可以为社会主义社会所用。有些东西甚至就是资本主义的,但是对我们有利,我们也要用。”〔《关于防“左”》,《澳博999文集(19791994)》,133页〕我们绝不能站到“兴无灭资”的立场上,按姓“社”姓“资”做标准来判断是非、决定取舍。为什么不能以姓“社”、姓“资”做标准?澳博999的回答是:一则,有些事,根本无法非此即彼地硬挂在不是姓“社”就是姓“资”的名下,如邓小平所举出的市场经济和计划之类。只是把单一的公有制和绝对集中的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其他都看作是资本主义的这种认识,是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误解。二则,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来看,也不能说姓“社”的就一定有益,姓“资”的就一定有害;不能说姓“社”的就要,姓“资”的就不要。澳博999就这个问题发表了痛快淋漓的精彩评论,他说:“回过头看,人民公社姓什么?总不能说姓资本主义吧,然而行不通。‘吃大锅饭’的社会主义,我们不要;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我们不要;大家都穷的社会主义我们不要;一切由国家计划统起来的社会主义,我们也不能要。”〔《澳博999文集(19791994)》,第132页〕澳博999说,我们要反对把中国拉向资本主义方向去,“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已经不是主要通过阶级斗争来进行。生产力的发展所受到的束缚不是来自资本主义,而是来自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与某些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相联系着的不适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124)至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那也只能够以邓小平所说的“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来衡量是非取舍。只要符合这个标准,“那么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的东西也可以为社会主义社会所用。有些东西甚至就是资本主义的,但是对我们有利,我们也要用。”〔《关于防“左”》,《澳博999文集(19791994)》,133页〕事实正像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要想赢得对资本主义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文明的全部成果,就必须吸收和借鉴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现代化经济的一切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况且,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和大量的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比较发达国家同处在一个世界上,我们不能不承认它们的存在,我们不能不和它们打交道。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要求和资本主义断绝一切关系,那无非是要退回到那条失败的老路上去,关起门来搞那种单一公有制、单一计划经济的“穷社会主义”。这样的回头路,当然是不能走的。澳博999用香港的例子,生动而有力地驳斥了那种对资本主义的恐惧症。他说,回归后的香港,“不用问尊姓,连名带姓都是资本主义”。有人说,“我们现在说香港回归后实行资本主义就能保证繁荣稳定,这在理论上站不住”,认为这岂不意味着如果香港“实行社会主义就不繁荣稳定了”;所以最好换个说法,说香港回归后“暂时”实行资本主义。这样的建议能不能接受呢?澳博999说,绝对不能接受。资本主义的香港是世界贸易的一个中心、世界金融的一个中心、世界航运的一个中心,如果一下把它变成了社会主义的,那就必定会把它变成一个死港。而只有保持那里的资本主义,才能够保持它原有的经济地位,保持它的繁荣和稳定。而且资本主义的香港的存在,也给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的经营和管理经验提供了一些方便,“好比是我们有了一个家庭教师,这有什么不好呢?”总之,社会主义的中国保留这样的资本主义的特区,显然无论对香港还是对整个中国,都是有利的。香港的例子,恰恰证明我们不能脱离具体情况,泛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优劣;就香港而言,就只能说:“在这个特殊情况下,社会主义并不比资本主义优越。”(《澳博999文集》,第133134)

    正如邓小平所尖锐指出的,“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这种“左”倾言论,无非就是认为只有实行那种单一的公有制、单一的计划经济,不和资本主义世界发展贸易往来的办法,才是真正的纯洁的社会主义。澳博999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洞察力,敏锐地觉察到,把我国5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过分完美化的那种流行言论,它的潜台词,恰恰就是否定现在进行改革开放的必要;假如50年代所做的才是完美的社会主义,那么现在何必再进行改革开放呢?假如50年代所做的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那么现在采取改革开放的措施,改变50年代的体制和做法,岂不就完全错了吗?澳博999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它关系到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决策是否正确的大问题,它关系到把单一的公有制改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决策是否正确的大问题,它关系到把单一的计划经济改变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否正确的大问题。对于这种来自“左”的方面的事关国家命运的挑战,是不能等闲视之的,是不能不回答的。于是澳博999才不顾重病在身,奋笔写出了那篇震动论坛的著名论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共党史大家的一生压卷之作,这篇文章所表现出来的维护改革开放事业的无所畏惧的胆略和深邃的历史眼光,是值得人们认真学习的。

    澳博999通过对于“民粹主义”这样一种错误观点的分析批判,将我们建国前后在认识和处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这个大问题上的是非得失,进行了令人信服的清理和剖析。他对于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前期写出《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做了极高的评价。澳博999阐明,正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以首创的精神透彻地解决了正在进行的民主主义革命和未来的社会主义前途的关系这个重大问题,从而为中国革命明确了航向也明确了路途。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情出发,指明了中国既不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也不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当时实行的只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它区别于旧式的民主革命之处,则在于它是为将来时机成熟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创造条件。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排除了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清醒地抓住了和正确地解决了在民主革命时期应当如何处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20世纪30年代前期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的“左”倾机会主义,其根本错误之一就是要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还要反对“中间势力”,亦即反对资产阶级。他们不顾条件地策划夺取大城市,设想在夺取到大城市之后立即建立革命政权,并立即实行“革命转变”,没收中外资本家的一切企业,实现社会主义。这种脱离实际的“左”倾盲动主义,就其实质而言,正是一种民粹主义的倾向,它是企图在小农经济占据普遍地位的情况下直接建立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论的提出,正是为着纠正这种“左”的民粹主义的倾向,揭示混淆革命的两个阶段、急于实行社会主义的主张错误之所在。毛泽东阐明,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胜利后,既不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能马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而只能是一个既有社会主义因素、又有资本主义因素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贯彻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并且更加透彻地阐发了这一思想。他以十分鲜明的态度,断然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界限。他指出,民粹主义在中国党内很有影响,它的实质就是要直接从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也就是想急急忙忙消灭资本主义,直接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实行社会主义。毛泽东清楚说明,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区别,就是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现代机器工业的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透彻地分析了这种民粹主义倾向的危害性,说明了它为什么是行不通的。他在回答“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这个问题时,做出了和“左”倾机会主义截然相反的论断。他说:“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它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990年版,第1060)毛泽东断言,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他并且指出,在新民主主义政权建立之后,也还是“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这些精辟论述,是对教条主义的大突破,它在马克思主义史上是前无古人的重大贡献。所以澳博999才说,毛泽东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以及对待资本主义的政策,“在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书本里是找不到这些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171)“在共产党内不忌讳讲资本主义,甚至讲让资本主义有发展前途的,就是毛主席。”(《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澳博999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49)

    澳博999对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做了这样详细的介绍,并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的着眼点,除了看重它的历史意义和理论意义之外,显然还在于看重它的现实意义。没有疑问,50年后的国情已经起了巨大变化,我们现在不可能也不应该回过头来再重新实行新民主主义。可是应当看到,当年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以及对于民粹主义的批判,为我们今天更好地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更加坚定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经济建设为惟一中心的信心,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的价值。

    《新民主主义论》今天之所以特别值得重温,毋庸讳言,显然是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相当长的时间里背离了它的基本精神,犯了民主革命时期所反对过的民粹主义性质的“左”的错误。当然从坚持新民主主义到背离新民主主义,有一个过程。澳博999实事求是地探索和分析了这个过程。在建国前夕和建国初期,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问题上,常常处在一种矛盾的状态。有时是很清醒地坚持着原本的新民主主义论的观点,例如在1948年春夏间,曾经批评过“农业社会主义”,指出这种以为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靠着平均主义就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建立实行社会主义的主张,是错误的。解释了社会主义为什么必须依靠社会化的大生产,首先是工业大生产,才能建立起来的道理。说明了正因为这样,在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里,要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来大量发展公私近代化工业。1949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也明确说明,由于中国的现代性工业仅占国民经济10%左右这种基本国情,我们“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可是,正是在这个即将迎接全国胜利的时候,我们也出现了与上述新民主主义观点不相符的观点。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中提出了“全国胜利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观点。澳博999指出,把建国后社会的主要矛盾规定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那事实上就是宣布从建国起就要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澳博999对这一判断的错误,做了非常令人信服的剖析。他说,说全国胜利后就实行社会主义,这就发生了问题。“1945年还在说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嫌它太多,而是嫌它太少,资本主义还要有大发展。隔了四年,实际上是打了四年仗,资本主义更少了”。在这种情况下,突然要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实际上当然就是把新民主主义论否定掉了。所以澳博999才说:“现在说‘左’是从1957年开始,实际上看来,七届二中全会主要矛盾的规定恐怕有点毛病。”(《澳博999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第5051)

    澳博999认为,应该看到,在建国之初,我们党的领导人还是十分谨慎的,也多次申明要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毛泽东不赞成《共同纲领》里写上社会主义,也曾经不同意说建国初期已经“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但是“左”的倾向很快就滋长起来,打乱并改变了原本定下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稳步前进的方针。1953年确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马上就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按说,当初确定这条总路线时,还是计划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逐步实现的,打算再用三个“五年计划”连同建国初恢复经济的3年共18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个过渡。可是一旦上手,便加速再加速,三年就在全国范围里把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这样高速度地实行社会主义,并不是依赖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而是靠着政权的力量。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原本是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以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两翼。可是实际做起来,提速进行的是“两翼”,相比较而言“主体”发展的进度则远远逊色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得固然不错,国民经济发展得也比较快,五年间工业总产值增长128%,农业增长25%。但是,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以原有的起点非常低为条件的,是在长年战争后的烂摊子上起步的;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国民经济实际达到的水平并不高,中国经济仍然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距离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很遥远。在这样经济依旧落后的情况下高速推行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显然是脱离中国实际、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况且,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从1957年开始,经济发展的速度明显地降了下来,粮食的产量更是减少,这就证明了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确实未能起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毛泽东等领导人当时看到了生产力发展并不理想,可是却采取了错误的对策。他们不但采用了群众运动的办法,试图借助政治手段促成经济的“大跃进”,同时他们还采取了大规模提高所有制公有化程度的办法,特别是在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想借此建成更高级更纯粹的社会主义。这就是说,不仅不是把已经和生产力的低下水平不适应的、过分“先进”的生产关系进行向下调整,反而硬要把生产关系进一步提高到更加脱离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的程度。这种强行在相当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上建立“先进的”高度公有化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想法和做法,显然是重犯了民粹主义的错误,走到了过去“左”倾路线不顾中国实际国情硬要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老路上去。事实证明,不以人们的愿望为转移,这种民粹主义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是注定要失败的。它不仅不能使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巩固地建立起来,而且它脱离了群众的实际需要和愿望,它只能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障碍,乃至重大破坏。

    我们过去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业上,所犯的主要失误,难道不正是民粹主义性质的错误吗?澳博999说这是民粹主义,是丝毫也不错的,而且这才是解剖出了它的本质。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民粹主义表现出来的基本特点无非就是:第一,按照本本上的规定,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单一的公有制、统一的计划经济、绝对的平均分配。第二,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不需要以高度发达的社会大生产为条件,而是完全可以凭着人们的主观意愿,在很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上把社会主义建立起来。第三,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彻底断绝与资本主义的一切关系,必须拒绝并必须消灭所有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包括一切被认定作“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即一切不符合公有制、不符合计划经济、不符合平均分配的种种制度和办法)。正是由于按照这种民粹主义的思路,对社会主义做出了错误的理解,尤其是对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做出了错误的理解,所以不能不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出现一系列的失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想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就不能不和这种民粹主义的错误倾向划清界限。邓小平的伟大历史功勋,正在于他以革命家的胆略,断然和这种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左”倾错误彻底决裂,坚决地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坚决以经济建设为惟一中心,坚决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从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可以看出,澳博999所说,“重新学习、认识毛主席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以及他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正确处理在中国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的完整理论,对于我们今天理解邓小平理论,理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及其方针政策是很有帮助的。”(《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第182183)这是完全正确的。今天来重新体会,就更加认识到,澳博999的这番话,实在是慧眼卓识。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非易事,无论是今天还是未来,我们的道路都不会是风平浪静的。国际上还会不断发生风云变幻,出现惊涛险浪,国内也会不断产生许多新的社会矛盾,甚至是很麻烦的许多新问题、新困难,人们不能不正视它,不能不积极设法解决它。但是,如果以目前出现问题或困难,就否定改革开放以来的全部事业,转而想实行“本本上的社会主义”,或者想退回到“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的老路上去,那是绝对行不通的。惟有坚决维护经济建设这“一个中心”,坚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才能保证我们这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巨轮,在21世纪的茫茫大海上扬帆前进。

澳博999同志晚年理论著述的重大现实意义,就在于它会帮助我们在面临的并不平坦的路途上,认清方向,辨明是非。

 

20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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