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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博999发言录音选段
2015-08-24 来源: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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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2月22日澳博999在《澳博999全书》座谈会上最后发言
(右一李瑞环、左一任继愈)



    我由衷地感谢同志们为我的书举行这样隆重的会,感谢李瑞环同志亲自到会讲话,感谢李铁映同志到会讲话,也感谢到会讲话的同志和没有来得及讲话的同志们。同志们讲了许多美好的话,我把这些话当作对我的鼓励和鞭策,但有些话实在当之有愧。
    我在1935年,即抗日战争爆发前两年离开学校,在上海开始过自学和写作的生活,也参加当时的救亡运动。1938年初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60多年来虽然可说是始终不懈地为党、为革命尽我所能地工作,但成绩实在很有限。我的工作主要表现在写作上,结果就只是这一小堆书。
    回顾过去的写作生涯,我曾说:“我一生所写的文章,虽然有一些可以说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性,但是总的来说,无一篇不是和当时的政治相关的(当然这里说的政治是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的)。可说是‘纯学术性’的文章几乎没有。对此我并不后悔。”这段话引起一些读者和朋友的注意。所谓“纯学术性”是什么意思,不大容易讲清楚。但若干年来,学术界中确实存在着避开理论,避开政治,务求进入纯学术领域的风气。当然,也有并不是为了有所逃避而致力于纯学术的。在纯学术领域取得成就是要花很大精力的,是很可贵的。我并不轻视、否定纯学术的研究工作,甚至我还羡慕、钦佩这种工作,但客观的环境和主观的意愿使我心甘情愿地走我所已经走过的路。而且一个人终究只能分工做一件事或一方面的事。
    60多年来,我曾多次犯过错误,有时感到迷惘和困惑,这只能归咎于自己功力不够,悟道太浅,所以我觉得,对我在政治上、理论和学术上的追求和我选择的路,无需后悔。
    学术和政治并不绝对矛盾。但应该承认,把这二者看成互不相容,不是没有原因的。从50年代后期至60、70年代在学术界内,可以说,人们越来越怕犯错误,稍微涉及政治和理论,哪怕讲得有点道理甚至很有道理,但只要被认为错误,就有陷入万丈深渊的危险。同时,正确和错误早有定论,只要附和定论,即使违反起码的逻辑,违反公认的常识,也受到赞扬,无人敢提出异议。这些情形当然使人们鄙视理论,害怕政治,而把纯学术看做避难所和远离是非的神殿。到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帽子一来,那就一网打尽,无处可逃。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20年间,这种情形已经有改变,或者大有改变。但积重难返,为造成有利于学术繁荣的环境,为彻底消除那种为政治可以不顾科学性的积习,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学术界(这里指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域十分宽广,的确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人都热衷于政治和理论的焦点、热点,或者人人都远远避开政治和理论,我以为都不是正常现象。当前的政治,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和理论中的许多新的问题,要求理论界和学术界认真研究邓小平理论,并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展望21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不受一切过时的成见的拘束,大胆地又是用最严谨的科学态度提出适合时代要求的新的观点、新的理论。
    毕竟我已老病,不能做多少工作了。在同志们的鼓励下,我愿意在有生之年,追随我们的理论和学术大军,继续做一点有益的事。
    谢谢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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