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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澳博999青年学术奖获奖成果简介(2000年)
2015-08-24 来源: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哲学奖 ——《道教哲学

作者:卢国龙  
职称:研究员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本书是对相关课题的第一次系统探索,选择“中国哲学”而非“哲学在中国”的研究思路,紧扣中国哲学天人关系的思想主题,摆脱本体论、认识论等流行模式,依道教自身的文化个性而展开独特的思想画卷。以哲学的理性思维揭开道教作为一种宗教的神秘面纱,运用抽象的逻辑方法钩勒道教芜杂形态背后的思想蕴涵,从而走出朦胧印象的种种误区,达到对道教真精神的深切理解,是本书所追求的一个基本目标。上篇通过研析道教神秘的宗教仪式——斋醮科仪,揭示出道教以规范化的礼仪制度与变动不居的民间礼俗相推相荡的辩证历史运动,同时也阐释了道教文化不断取得历史发展的内在机制及张力。中篇演绎道教重玄学理论,既论析其抽象的理论形式及内涵,也锐意考察抽象形式背后儒释道三家的思想互动关系、晋唐佛教对中国哲学的思想主题的冲击以及道教的回应。下篇追索道教修炼方法的理论依据及思想逻辑,以理论性、逻辑性的理解确立了一个甄辨其正谬的应有角度和深度。既遵重道教的文化个性,又运用现代学术形式重新缔构其思想空间,深入探索传统与现代、理论特性与普遍性相互沟通的可能,是本书所追求的更高目标。本书在理论、方法、论证、描述上都有所创新和突破,对我国道教研究领域的学科发展有促进作用,受到学术界和道教界的广泛好评。

 

文学奖 ——《江格尔与蒙古族宗教文化》
作者:斯钦巴图    
职称:助理研究员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

    本书为“中国史诗研究丛书”中的力作,对我国三大史诗之一的《江格尔》与蒙古宗教文化的关系,进行了富有开创意义的探讨,是这一学术领域的第一部理论专著。全书由绪论、上篇、中篇、下篇构成,集中讨论三个方面问题:第一,把对史诗演唱民俗的分析作为切入口,结合史诗文本内容,探讨史诗在部落社会中的功能、地位、史诗与部落宗教的紧密关系,勾勒出史诗早期的——宗教——文学的总体发展脉络,并在这一总体发展过程中解释围绕史诗的各种文化现象。第二,对史诗艺人的创作心理和创作原则进行分析研究。作者运用大量的例证证明萨满教宇宙观对史诗叙事时空的决定性影响,更以大量的证据证明萨满教观念构成了史诗艺人在安排史诗人物活动,组织故事情节时的信仰依据、道德依据和民俗依据,构成了他们严格遵循的一种创作原则。第三,全面分析《江格尔》中表现出来的佛教因素及其作用和价值,正确评估两种宗教对史诗产生的影响。本书视角独特,资料丰富,方法新颖,论据确凿,逻辑严密,富有新意和启发性,在多方面超越了已往的同类研究,对于史诗《江格尔》的研究具有比较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推动作用。

 

历史学奖 ——《中国和日本的早期工业化与国内市场
作者:严立贤    
职称:副研究员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从工业化与国内市场的关系出发,探讨工业化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并对中国和日本的早期工业化进程进行比较研究。本书把工业化划分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模式或两条道路。自下而上的工业化意指,由于国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使国内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从而导致国内居民对工业品消费需求的增长和国内市场的扩大所带动的工业化。自上而下的工业化意指,在国内劳动生产率还很低,国内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也很低,国内对工业品的消费需求很弱,市场狭窄,还不足以带动本国工业化的条件下,由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工业化。书中阐明,由自下而上的发展而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只有西欧和美国等少数先发工业化国家,而中国和日本属于后发工业化国家,其工业化都是在缺乏自下而上的发展的前提下,由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动的。但是,日本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下而上的发展,其国内市场大于同期的中国,虽然它还不足以带动近代工业化的发展,但却为近代工业化准备了一定的前提条件,从而使日本自上而下的工业化发展得比较顺利。中国则由于缺乏自下而上的发展,自上而下的工业化便困难重重。直至新中国成立,在有了一定程度的自下而上的发展之后,中国的工业化才得到较大的发展,但只有到改革开放以后,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培植了强劲的自下而上的发展道路之后,中国的工业化才真正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本书具有较大的学术创新意义,论证充实,有创见,成一家之言,进一步完善了“原初工业化”理论,对了解当代中日两国经济发展的轨迹有重要参考价值。

 

考古学奖 ——《中国民族文化源新探
作者:徐良高    
职称:副研究员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本书在数十年中国考古学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丰富的文献记载,对中华民族文化是如何形成的,特征是什么,其早期特征如何影响后代的中国文化,成为学术研究的新课题、新方向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书中提出,民族文化是指民族共同体内,人们认同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和文化心理。本书通过对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周三代时期的主要几类考古资料的分析,认为作为礼器的玉器和青铜器是古代中国社会进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大型聚落,尤其是都城的突出特征是宗庙建筑,反映了其明显的宗教礼仪中心和政治中心的功能。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早期民族文化的突出特征是祖先崇拜;中国古代国家出现和发展的历程,祖先崇拜均起到重要作用。由于社会组织和经济基础的变化等原因,祖先崇拜在春秋战国以后开始衰落,但它作为早期中国社会的指导性观念意识,已成为一种内在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沉淀潜入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处世态度等,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书用新的思路、新的视角和新的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地对我国古代社会进行研究,资料翔实,论证严密,颇有创见,是关于中国古代文明形成过程论著中的一部力作,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

 

语言学奖 ——《敦煌俗字研究》
作者:张涌泉   
职称:教授
单位: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
 

   
本书上编《敦煌俗字研究导论》,全面、系统地论述敦煌俗字研究的诸问题,如俗字的性质,敦煌俗字的慨况、类型、辨识方法,研究的意义等。下编《敦煌俗字汇考》,按部首把敦煌字书、韵书及其他写卷中的俗字材料汇为一编,并与传世字书、碑刻等文献中的俗字材料相参证,上探其源,下明其变,力图勾勒出每一个俗字的来龙去脉。俗字研究是近代汉字研究的核心,它对汉字的整理和规范,对古籍的整理和校勘,对建立完整的汉语文字学体系,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唐五代是俗字流行的高峰,数万卷敦煌写本文献就是实物见证。本书构建了敦煌俗字学的完整理论体系,是全面系统研究敦煌俗字的第一部专著,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具有四个特点:一是资料完备,以保存俗字最为丰富的敦煌文献为基本研究材料,同时博采历代散见的俗字研究资料,使全书论述建立在坚实的客观材料的基础之上;二是论述全面,全书包括理论探讨与俗字汇考两部分,有关俗字研究的各个方面多已涵盖,条分缕析,精细入微,达到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统一;三是实用性强,本书列举的详尽义例,总结的各项规律,辑集的俗字材料,不仅对文字学研究,而且对于敦煌文书的校读、古籍整理、大型字典编纂等,都有举一反三的作用;四是富有创见,对于纷繁复杂的俗字现象,不仅明其然,而且力图明其所以然,不仅充分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而且多发前人未发之覆,纠正了前人的大量错误。本书不仅对敦煌学研究作出新的贡献,而且对汉字学、汉语史、古籍整理、词典编纂等,都有重要意义。

  
“职称”和“单位”为作者获奖时的职称和所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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